《光明日报》专刊：对话巴西卢拉研究所所长

波赫曼：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持续在全球蔓延，这场抗击疫情的国际斗争，要求全世界一起应对共同的敌人。然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有组织的“中央指挥部”带领人民抗疫，尤其是为那些资源较少的国家提供一些对抗疫情的可能性。很多国家都暴露出弱点，这些弱点以及疫情中一些较富裕国家的隔离措施都能证明中国的应对创举是成功的。就巴西而言，联邦政府的做法让巴西面临一系列的内外部危机，甚至可能会影响和中国的更多合作。而中国采取的很多行动符合捍卫公共健康和全球治理一致性的最基本原则。新冠病毒本应用技术方式处理，合作方式对待，结果却不断被政治化。放弃合作的基本原则是非常严重的颓废战略信号。面对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中国的立场是积极的，肯定了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模式。期望巴西能很快加入这一伟大的努力，共同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郭存海：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实施了不同的应对政策。疫情在拉美地区暴发相对较晚，多数拉美国家早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应对措施，比如推行严格的社交隔离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由此产生的高执行成本和拉美经济的非正规性给社交隔离措施的持续推行带来极大挑战，导致一些国家放松强制政策，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抗议。这些不利因素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科学抗疫政策的有效实施。纵观各国抗疫政策，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规律：凡以科学和团结态度坚持抗疫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凡将新冠病毒政治化，甚至拿人民的生命开玩笑，无法形成抗疫共识的国家，其政策往往没有连续性，出现前功尽弃的局面。

波赫曼：我认为，无论是在国家决策层面，还是在遏制疫情传播的预警机制规范化方面，中国的成功做法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典范。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基于其国情、自身特点和外部国际大环境而形成的；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的外交行动及其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及其人民的发展，使其拥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在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全球逆境中，在面对世界性挑战的大背景下，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经验备受瞩目。这是因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急需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由此也需要在增强民主、推动可持续发展、提高全体人民社会福利标准，以及保障全体劳动者充分就业之间保持平衡。

郭存海：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显现出各国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长短。虽然疫情尚未结束，但各国已经开始反思，以从这次公共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后疫情时代，各国都应当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将是国家治理的方向和趋势。这就意味着，国家治理更应注重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高质量供给，推动治理结构多元化，提高协同治理能力。这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还暴露出一些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落后和数字治理能力的缺乏。数字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当前，面对不断变化和日益复杂的治理挑战，世界各国亟须加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特别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以提高协同应对重大公共事件的能力。

共建“一带一路”使欧亚大陆呈现崛起之势

波赫曼：对巴西感染和死亡率变化的跟踪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在非白人和贫困人口群体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疫苗供应短缺问题，很大程度上暴露了全球私人寡头垄断问题，以及政府的政策问题。这些都使得良好的治疗获得途径被堵死，再次印证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不平等。这些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一个整体性的应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全球大局着眼，高瞻远瞩，非常受欢迎。

波赫曼：世界正面临近250年来的重要变革，其活跃的中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一带一路”这一创举使欧亚大陆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崛起之势。与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不同，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可以促进巴西以及其他南美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因此，亚欧大陆的复兴是近250年来世界最主要的变革，东方成为一个为全球现代化提供动力的新的源头和中心。在如今这个新的多极世界中，一个强大的中国对大家所期待的良性平衡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后很有必要进行一系列长期战略对话。

波赫曼：新的数字时代的到来，取代了旧的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这提出了一个挑战，即在新的基础上，各国围绕人类发展挑战来更新政府观念和实践。一方面，大型私营跨国公司的权力影响了国与国之间的治理系统，这就要求在全球治理中有一个合理的规则；另一方面，技术的飞跃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但是往往分布不均，有时会影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正因如此，也正如中国在其“十四五”规划中所表明的那样，对于疫情后的世界，智能学习不再是疫情前“常态”的简单重复。对拉美国家来说，扩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生产链，能够创造活力以及新的可持续的环境财富，是实现本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分别位于东西半球的两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不断加强巴中关系是未来实现南美地区和平繁荣愿景的基础。

“是时候加强和深化金砖国家的作用了”

波赫曼：前总统卢拉在他的两届任期里为巴西人民留下了很多遗产，在深化民主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的独特内部结合，在解决诸如失业、饥饿、贫困和不平等等诸多历史问题上都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从所呈现的成果来看，中国治国理政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无论是其所反映的智慧还是其有效性都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当然，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除了市场的自发性之外，消除贫困的美好愿景还取决于政府追求目标的决心、国家计划的参与过程和结果的评估。卢拉研究所将努力加强与中国智库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增进两国的互相了解和两国文化的相互传播，同时也给两国交流发展经验提供了平台，以克服现代社会的五大问题：资源稀缺、疾病、无知、苦难和懒惰。

波赫曼：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仍未完全摆脱战争和冲突。1991年至2017年间，就发生了72次军事干预。2021年上半年，有近十个国家在遭受战争。当前的中国有着伟大的愿景，在期望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同时，还需要和平，因为和平与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而进一步的公平发展也是解决冲突和两极分化的有效手段。我毫不怀疑，一个强大的中国，以及一个强大的巴西，会为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很看好像建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旨在实现共同强大并发展的倡议，这也有助于打造一个新的充满力量的世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那些多边国际治理机构。相反，我们更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维护当前的多边主义。加强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波赫曼：事实证明，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个大胆倡议是极其正确的，它在寻求和实施所谓的“全球南方”的扩展上有大好前景。五国的融合和全方位合作，为很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获得了很多成果。尽管目前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障碍，但现在是时候加强和深化金砖国家在后疫情世界中的作用了，也期待巴西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卢拉研究所希望能够积极参与到与中国的合作项目中，并促进中巴关系的友好发展，以加强和深化金砖国家合作，应对全球发展挑战。

波赫曼：生态转型已经不再是研究森林的学者和原始森林社区人民的愿望，它已经逐渐成为各个国家发展的新前沿。当前的技术进步为生产系统重构过程打下了特殊的基础，使取得经济发展的新方式及其公平再分配与该过程相适应。此外，国际分工的重组使人民的美好生活摆脱了对破坏环境的新采掘主义的依赖，同时推进了能源矩阵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标准的进步，这些对新一代人来讲并不陌生。巴西与中国不仅是贸易合作伙伴，在应对全球气候挑战，如何进行治理等方面的合作也将会很有前景。巴西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很多方面都是合作伙伴。例如，我们都认为，那些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更需要参与这种生态转型的融资，而不仅仅是对世界的工业发展设置障碍，毕竟因为工业革命，他们造成的污染已经长达好几个世纪。同时，要认识到富裕国家普遍采用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并不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他们需要建立一些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和先进技术发展的项目。